采访手记

　　关艳，在她35岁的生命中，有20多年是在轮椅上度过的。

　　14岁时，她突然开始经常在走路时摔倒。去医院检查才发现，是得了“脊髓压迫症”。经过几次大手术，病情都毫无起色。她渐渐无法行走了。

　　一天，医生忽然对她说: “关艳，家里有轮椅吗?以后，你得学点东西啦。”这时她才知道，今后自己将不得不在轮椅上度过一生。

　　如果试图要求关艳去回忆那一刻的感受，是不人道的。正如这次震灾中，有人拼命挖掘着受灾的采访对象的灾难回忆，却没有意识到，将对方刚刚开始愈合的伤口再次剥得鲜血淋漓，是何等的残忍和自以为是。

　　关艳最终冷静下来。她意识到，自己不能垮。寻常人很难想象，迈出这一步有多么艰难。

　　绝望和不甘，本身虽然痛苦，但同时却又讽刺地具有一种令人沉湎其中无法自拔的毒性。如同被捕食的猎物一样，被猛兽利齿贯穿的那一刻，感受到的其实往往是迷失和沉醉。出身一个普通家庭的关艳，从绝望之中自拔，经受的其实是双重的痛苦。

　　
　　自拔于绝望

　　如关艳一样，能够凭强大的意志从绝望中自拔，并挺起脊梁的人，本身都是伟大的。这种强大甚至伟大的程度，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。

　　关艳在休学一段时间之后又重新开始学英语，并不是如许多记者和观众所理解的那样，是因为想要“用知识改变自己的人生”。她拿起英语书，只是为了寻求解脱，只是“出于喜欢，一看英语书心里就能平静下来，时间过得也很快”。

　　她开始跟着电台学习。每天一睁眼脑子就琢磨单词，背课文、听录音，日复一日。书上密密麻麻布满了各种不同颜色笔的圈点，字典的夹页用透明胶条粘了又粘。

　　1994年，她坚持学完了两期英语函授课程，顺利考入大连外语学院。面对录取通知书，关艳喜忧参半: “如果学校知道我是个残疾人，还会接受我吗?我能去那么远的大连上学吗……”

　　为此，关艳的父亲先专程去了一趟大连，对校长讲明了情况。学校决定破格录取关艳，并允许她母亲陪读。全院师生以极大的热情接纳了她。

　　关艳以超人的勤奋度过了专科两年。别人休息时，她仍在宿舍学习，每天她的宿舍都是最后一个关灯。两年后，她不仅完成了专科阶段的所有课程，还提前通过了两门本科课程的考试。毕业时，老师在她的毕业纪念册上写道: “只要你扬起人生的航帆，就一定能到达理想的彼岸。”

　　毕业回到北京，对于她来说，只是换了一个学习环境而已，她所坚持的学习生活并不因为一次毕业而改变。1998年，她又通过成人高考，考取了北京外国语大学，继续本科阶段的学习。

　　走读三年，母亲每天推着她来回。为了省钱，每次上学打车，计价器蹦到15元钱，她和母亲就要下车，再接着赶路走到学校。最终，她用多于常人数倍的努力完成了学业，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学士学位和英语专业八级证书。

　　“实习”辅导老师

　　邻居、朋友们知道她在英语方面的特长后，纷纷将孩子送来让她帮助辅导。

　　关艳的辅导绝对是高水平的。

　　以前，曾有一个初中学生，其它科目都不错，唯独英语几乎一窍不通。考不好，便更加讨厌英语，有时上课干脆不听。一个学期下来，课本都还是一片雪白。他还跟同学开玩笑说: “我的英语课本还能回收呢。”

　　其父急了，给他找了个英语家教，说这个老师水平不错，让他每个星期去老师家两次。

　　学生第一次走进老师家里，看见老师坐在轮椅上，被深深地震撼了。这个老师就是关艳。

　　也许是因为这种震撼，也许是因为别的，他觉得关艳确实和别的老师不一样。

　　关艳每天都笑盈盈的，从来不跟他生气，而他也感觉和关老师挺谈得来的，一点也不像“大人们”那么死板，仿佛同龄人一般。

　　关老师所教的更多是学习方法。学生说: “她好像总能读懂我的心理，知道学生哪儿不会。”慢慢地，他对英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　　后来关艳把自学时候的英语书给他看，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字，还用不同颜色的笔记录，把他惊呆了。慢慢地，他也开始有了做笔记的习惯。

　　那学生一直跟着关艳学到高考，那年他英语考了126分。如今他已经是对外经贸大学的大二学生了。

　　结缘奥鹏

　　然而，大学毕业后，关艳并没有能像其他本科毕业生一样找到一份正式工作。前后有十来家公司看到报道，来电话找关艳谈过几句，不过都是谈完就再没了下文。此时关艳也开始怀疑: 学了这么多英语，到底有什么用?

　　一年以前，奥鹏远程教育中心的人力资源经理也来找她谈了一次。她没有确切地答复。虽然心里也对这个企业好奇，但受此前那么多没了下文的公司的打击，她对这次会面也没有过于在意。

　　可是，出乎她的意料，只过了四天，奥鹏的人就把教课的教材送来了。这下关艳有些慌了，她从小到现在都是在轮椅上度过的，虽然学习成绩不错，可她从不敢奢望能像正常人那样找一份正式工作。不是不想，是不敢想。

　　一个星期后，奥鹏远程教育中心的领导和同事安排她到单位参观。参观的过程热情而简单，在欢迎条幅下面，“心系天下求学人”几个大字打动了她。

　　奥鹏的领导问她，愿不愿意在奥鹏工作，她同意了。人力资源经理当场拿来合同，双方签字，此事就算定下了。又派人为关艳家里送去电脑，拉上网线，一切尘埃落定。关艳得到了她人生中第一份正式工作。

　　“当年，我在幽暗的房间里自学的时候，就盼望能有一些老师来帮我，可那时候没有这样的条件。现在，这种条件成熟了，我也成了一名远程教育的英语辅导老师。”

　　对于这个过程，奥鹏远程教育中心常务副主任赵敏有另一番感受。他说:

　　“去年3月，奥鹏人力资源经理在报纸上看到有这样一个残疾人，尽管很优秀，但从没有机会踏入职场大门，正好公司正在招英语导学教师，觉得她英语很好应该能胜任，就来和我商量。

　　“应该承认，当时决定聘请关艳来上班，我们的想法多少还是有点狭隘的，除了被她本身那种执著精神感动外，我们觉得请关艳来公司，对她是个机会，对奥鹏也是做了一件好事，就请她来了。

　　“此后，我一直为当时的决定感到庆幸。关艳来奥鹏后，不仅工作上非常敬业，而且对学生非常认真，非常有责任心，甚至在很多方面，比公司里面的肢体正常人，更努力，付出更多。”

　　转眼到奥鹏一年多，关艳的工作和生活都逐渐走上正轨。她承担着奥鹏2万名学员的辅导任务，仍然做得井井有条。每月的收入，足够养活全家了。在企业里，她也学到了很多以前不懂的知识。

　　关艳逐渐变得开朗。她说: “学到知识，就应该服务于社会，回报社会。”

　　关艳的辅导水平确实不错，口口相传，她的学生越来越多。尤其是节假日，她从早忙到晚，累得腰酸背痛。而她做这些都是义务的。“他们来了，我实在不忍心拒绝!再说，过去我得到别人的爱很多，现在我有这个条件，把我的爱送给需要的人，很开心很满足。”

　　还有一些成年人也来找她指导。一位40岁的“老学生”魏先生看到电视对关艳的报道，也慕名来找她。魏先生的工作要经常跟大使馆打交道，而没有英文基础让他感觉越来越吃力，在报纸上看到关于关艳的报道后，就从街邻巷里一路问着找到了关艳家来。关艳笑道: “这可是我年龄最大、底子最差的学生了。”

　　当选奥运火炬手

　　北京奥运会日益临近，关艳又想着如何为奥运会、残奥会出点力。她当了北新桥驻地部队和社区一家餐饮企业的英语辅导员，还在社区义务开设英语班。数年来，她不辞辛苦，认认真真讲好每一堂课，更是结合讲课对象的实际工作生活情况，有针对性地提供辅导，对大家的问题也都耐心解答。如今她的学生，下不足10岁，上超过70岁，年龄跨度惊人。

　　关艳说: “我从来没有给自己定过什么目标，能给自己找个喜欢的事情做，我已经觉得很开心了。”

　　2007年春天，北京奥运倒计时500天之际，她被评为“感动东城十大公德人物”之一，被大家称为“轮椅上的奥运使者”。今年2月底，她当选成为奥运火炬手。

　　“当时别提有多激动了，因为想当奥运火炬手的人太多了，真没想到我能当选，朋友、亲人、学生们也都为我感到高兴。”

　　自从成了奥运火炬手，她担心自己的臂力不够，开始每天坚持练哑铃，让自己变得更强壮些。

　　一个哑铃10磅。她说，“举30次，胳膊都没感觉了。举完哑铃再上电脑打字，觉得手指头跟飞似的!”

　　“要一直这么练下去，今天举30次，明天举50次，后天举80次……”

　　练着哑铃，想着火炬和奥运，关艳突然萌发了一个念头: 如果我给国际奥委会，给罗格主席写封信表达我对奥运的热情，会怎样呢?会不会有回音呢?

　　她越想越激动，越想越期待能有奇迹发生。她很快给罗格主席写了这样一封信: “我是一名普通的英语教师，很荣幸的当选了北京奥运的火炬手。在我35岁的人生中，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这件事情更让我激动。我想告诉您，虽然我身有残疾，但我会遵循‘更高、更快、更强’的奥运精神，不断努力，不断挑战自己。我将会通过我工作的地方，通过现代化的信息网络，将奥运精神带到中国的每个角落。”

　　5月27日，DHL送来快件。这封信来自瑞士洛桑，封皮上有着清晰的“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”的印章，落款赫然是“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雅克·罗格”。信的内容是: “首先，我要感谢，一直以来您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关注和参与。对于您的当选，我向您表示诚挚的祝贺。我祝福您的未来一切顺利。”

　　“没想到消息一公布，我的生活都快不是我的了!”

　　每天早晨一睁眼就是接电话，接受记者的采访，一直要忙到晚上八九点，平时给学生回答课程问题都要到夜里一两点。有一次，她太累了，连回答学生的问题都忘记了。幸亏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及时发现，提醒了她。她说，“我工作以来，还没出过错呢。”

　　她开玩笑说，手里现在积攒的记者名片快够54张了，能凑一副扑克牌了。

　　关艳出现在公众眼里时，总脱离不了残疾人的特殊身份。她本人现在看来似乎并不很在意，而公众的这点关注似乎反倒给了她一个特殊价值的支点。她发现，可以利用这一点来为更多残疾人谋一些福利。

　　“公布罗格这封信之前，我没料到会有这么多媒体来关注这件事，更没想到这封信会在社会上引起这么大的反响。媒体报出来后，我的残联领导，奥鹏同事，学生和邻居，都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了我，也有人从电台上听见我的声音，说实话，我特别不习惯。我就想自己是一介小老百姓，这样的宣传，让我太不适应了。我很不愿意自己被这么高频率地曝光。”

　　但是，她的“别扭”心情总算渐渐好了起来。

　　“来采访我的人越来越多了，起初很多记者到家里本来只是想报道这条新闻，但是通过我们的谈话，他们也对我，对我所从事的远程教育工作有了更多的了解，对残疾人的认识也有了很大改变。其实，残疾人也很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可，我现在挺希望通过这封信，能够让社会，也让更多的企业能关注残疾人、残奥会。如果能把残疾人中有一技之长的朋友的能力发挥出来，让他们的社会价值得到体现，改变更多残疾人的生活状态，如果我能在其中成为这样一扇展示的窗口，我还是挺自豪的。”

　　关艳赢了

　　如今的关艳，已经很开朗。她养活了自己，还找到了自己的价值。可毕竟自己所属的这个特殊群体，所受到的特殊关注，仍然不时令她有些无奈。这是一种充实与辛酸夹杂的生活。真实的感受幸福与否?也许除了关艳自己，没有人能真实地知道。

　　某次她参加一个电视台节目，坐在八一电影制片厂400人特技棚里，灯光烤着，身后的空调拼命地吹着。客串嘉宾的关艳，躲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。

　　台上的主角是赵敏，他滔滔不绝地和另外三位嘉宾探讨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。在台子的旁边，还有几个人，与关艳一样是来自各单位的普通员工。

　　赵敏指着关艳说了一句话: “她来奥鹏，是她面试我，不是我面试她!”关艳当时就笑了。

　　她正在台下胡思乱想，就听台上的主持人念叨中国残疾人的生活状况，她的心就提起来了——说到我了!该我上了!

　　这时有个嘉宾问: “中国的残疾人都在哪儿?那八千多万残疾人，平时我们怎么都看不见?”

　　关艳当时还在台下，她在心里说: “我们都在家里呢，出一次门太不容易了，更别提像我这样顺利就业的了!”

　　现在，一有时间，她就被母亲逼着练习“站”，帮助恢复双腿机能，防止肌肉萎缩。母亲蹲在前面扶着她，一边扶还一边数落她，说以前工作不忙的时候，每天都是早中晚练习“站”三回，每回30分钟，结果现在是好几天都不见得有时间练。

　　“唉，其实我也知道，这对我的腿恢复机能不好，可是，这也没办法，要做的事情太多了。一累，就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了。”她说。

　　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，关艳给地震区的残疾孩子们写信，还在博客写下呼吁书，呼吁大家为灾区作贡献。青川县木鱼中学复课之后，她还想抽空去给那里的孩子们上英语课。听说木鱼中学有30多名在地震后截肢的孩子，关艳相信，自己去给那些孩子上课，会比别人去的效果更好，她觉得，自己最能体会那些孩子们的感受。

　　此时，被媒体包围着的关艳，发现网上出现了一些评论，说她做秀、沽名钓誉。从灾区回来，她很委屈，来找赵敏聊天，说自己很烦: “每天六点就爬起来，到晚上十点还不能想睡觉的事，记者一拨一拨地找我，还有人说我不好。”

　　赵敏反问了她三个问题: 一，你问问自己的本心，是不是做秀?二，如果你现在不干了，在别人眼里，是不是更证明你是在做秀?三，你做这些事，参加这些公益活动，是为你自己，还是为了帮助那些同为残疾的孩子?

　　关艳思考良久，道: “我明白了。”

　　赵敏撰文说:

　　“关艳赢了，她有机会能释放自己的能量，为自己一生找到坐标，不再因为身体的残疾而成为负担，不仅变成家庭的经济支柱，更体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。

　　“奥鹏也赢了，奥鹏找到了一个敬岗爱岗的优秀老师，让学生受益，企业受益。

　　“社会也赢了，残疾人有了更多参与的机会，为今后的残疾人实现自我价值确立了典型的标兵与模范。

　　“……我把这定义为奥鹏的‘关艳现象’，并真切地希望全社会中的‘关艳现象’越多越好。”

　　关艳

　　2007年4月入职奥鹏远程教育中心，任英语远程教育辅导老师。2008年2月当选为北京奥运火炬手。现为残奥会志愿者培训师、东城区无障碍监督员、中国人民大学英语语言学在职研究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