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0年，蔡元培赴欧洲考察，一年后再次回到北京。因看到“北京政府的情形，日坏一日”，于1923年坚决辞职，并“重往欧洲，表示决心”。此后，他虽然还挂着“校长”的虚衔，但已不再主持工作。至1927年，北大划入北平大学区范围，他的“北京大学校长名义，始得取消”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统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，十年有半；而实际在校办事，不过五年有半，一经回忆，不胜惭悚。”

　　其后，蔡元培曾任国民党政府大学院院长、中央研究院院长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主张抗战，与宋庆龄、鲁迅等人组成中国民权保障同盟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。

　　蔡元培一生清廉。他多年在北京任职，却始终没有属于自己的私房，一直是租住他人房屋。晚年在上海时仍是如此。因此他的书籍分别存放在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杭州等地，没有一个集中安置的地方。在他70岁寿辰前夕，一些朋友和学生曾经倡议集款为他建一所住宅，这一建议得到数百人响应，但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未能实现。

 　　他在上海时最后的住处，原来的地址是海格路175号。这本是一个英籍犹太教师的私产，后来由盛宣怀的儿子替孔祥熙买下。当时，有朋友通过房地产公司代理，为蔡元培租了下来，供他一家居住。不过，他在那里只住了极短的时间，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，蔡元培于11月27日从这里前往香港，1940年病逝。周恩来曾作挽联悼之：“从排满到抗日战争，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；从五四到人权同盟，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。”

　　那正是两年前我所发表的一篇文章，题目是“蔡元培故居该不该留”。2000年末的时候，北京的蔡元培故居所在地区面临拆迁，院内居民被迁走，故居险遭拆毁。因社会各界多方呼吁，经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决定，故居应“原址保存”，这所院子才幸运地得以保留。当时，我也为保护故居而大胆发表了一些意见。但是我没想到，蔡睟盎居然会看到这篇文章，而且很好地保存着。

　　蔡睟盎在上海这所老宅里已经居住多年了。原先，她的家就是一个小型的纪念馆，在宽大的阳台上有几排自制的展柜，陈列着大量蔡元培的遗物和纪念品，至今她家中的许多家具陈设，还都是蔡元培当年使用过的物品。由于上海市政府的关注，如今这里已经有了正式的展室，并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。每年，她都要接待大批慕名而来的参观者。

　　说到北京对蔡元培故居的保护以及由其而引起的那场风波，她很认真地对我说：“谢谢你。”
我感到很惭愧，因为我不敢告诉她，与上海相比，北京那处故居的情况实在不容乐观。

　　回到北京后，我特地再到东堂子胡同去了一次。蔡元培故居附近的民房已经全部拆除，只留下那一个小院孤零零地立在那里。站在已经不成其为胡同的路口北望，如果没有那些新建的高楼阻挡，应当可以遥遥看见位于沙滩的老北大红楼，离它不远的北河沿，有原法科大礼堂所在地，1919年5月3日晚上的学生大会，就是在那里召开的。由东堂子胡同东行不远，是“火烧赵家楼”的遗址，现在那里也是一片居民小区的楼房，只有在一块石碑上镌刻的文字，还记载着那段史实。
 

　　我不知道这故居的命运将会如何，我希望它能永久地存在下去。最后我只想说：我们需要保留的不仅仅是一座普通的名人故居，而是保留了一个象征、表明了一种态度，那就是对先贤的景仰和对历史的尊重。